旷世才女张爱玲传奇,平凡的世界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涌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鸦鸦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圪崂,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功夫,饭场上就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现在,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痼疾,因此行走有点瘸跛。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象是乙菜。这说明跛女子算得上中等人家。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跚跚来迟者——我们可以想来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象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馍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得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跛女子在他未到馍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他独个儿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她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但他对她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郝红梅。她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象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亲爱的大哥从十三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得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污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点完名散场后,他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这家伙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好!”“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了。“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金波和他同龄,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他皮肤白晰,眉目清秀,长得象个女孩子。但这人心却生硬,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平静时象个姑娘,动作时如同一只老虎。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要好。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家里少不了有些力气活,也常是少平他父亲或哥哥去帮忙。另外,金波的妹妹也和他妹妹一块上学,两个孩子好得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他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每天来回二十里路,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只有他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六、七十里路,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里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他塞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唉,尽管上这学是如此艰难,但孙少平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崂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几个令人敬畏的机关——如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外,他差不多在许多机关的院子里都转过了——大多是假装上厕所而哄过门房老头进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这身破衣服在公众场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其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位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夹鞋样的厚书,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他没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他随便翻了翻,又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一本炼钢的书,可里面却不说炼钢炼铁,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倒究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城教书,很少回家来;这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夹鞋样的。润生妈同意后,他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起来。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娅。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这一天,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在来高中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眼下出的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革命前出的中国书。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着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者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跛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的缺陷似乎带来某种心理的缺陷: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象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象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象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规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而在他眼下的生活中,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给他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在众人散尽而他一个人去取自己那两个黑馍——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能看见另外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当然,在起先的时候,他和那个叫郝红梅的女生都是毫不相干地各自拿了自己的馍就离开了。不知是哪一天,她走过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她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年龄的男青年,又刚刚有了一点文化,往往爱给一些“洋女生”献殷勤。尤其是刚从农村来的男生,在他们的眼里,城里干部的女儿都好象是下凡的仙女。当然,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说不上正经八板地谈恋爱,但他们无疑已经浮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并且正因为刚懂得,因此比那些有过经历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唉,谁没有经过这样的年龄呢?在这个维特式的骚动不安的年龄里,异性之间任何微小的情感,都可能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孙少平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他只是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在关注他,使他感到无限温暖。她那可怜的、清瘦的脸颊,她那细长的脖项,她那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他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她取完那两个黑面馍,迟疑地走到他跟前,小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他拿黑面馍的手微微抖着,回答她。她离他这么近,他再也不敢看她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两个黑东西。“那里面有个江姐……”她本来不紧张,但看他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他赶忙说:“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他加添了一个自认为很出色的词,头仍然低着。“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她又说。“你也看过这书?”他现在才敢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你爸?你爸看过?”“嗯。”“你爸在?……”少平显然有点惊讶这位穿戴破烂的女生,她父亲竟然看过《红岩》,因此弄不明白她父亲是干什么的了。“我爸是农民,成份不好,是地主,不,我爷爷是地主,所以……”“那你爸上过学?”“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岩》小说,但我会唱《红岩》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她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他呆呆地听着。她突然红着脸说:“你的书还了没有?”他说:“还没。”“能不能借我看一下?”“能!”他爽快地回答。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她的手里。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她借书,还是她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地过日子了!

一九六二年的一月,华盛顿飘着雪,阴湿入骨,一个难熬的冬天。瑞荷独自从外边回来,他的手笨拙得怎么也捉不住钥匙,弄了半天也打不开公寓门,不禁骂了一声该死。总算开了门,钥匙还插在锁眼里也不管,他就急急忙忙进屋拆信,一面找眼镜。瑞荷一个月前在从美国西岸独自搬回东岸的半路上中风复发,现在行动还有些迟缓吃力。信是张爱玲写的:“瑞荷亲爱的,今天收到你的新年贺卡,还有我写给霏丝的第一封信也被退回来了,邮戳日期是十一月四号,再寄给她得花十八块港币,还要坐巴士,所以我打算自己把信带给她。”霏丝是瑞荷的女儿,张爱玲希望能和她相处愉快,毕竟自己也曾在继母手下生活过,虽然同病未必相怜,但总应该做些努力。瑞荷终于收到张爱玲的信,他既高兴又松了一口气,窗外雪纷纷地下着。他反复读着信,猜测着张爱玲写信时的情景。张爱玲是坐在香港小旅社房间的地上,拿床当桌子来写信。窗外是另外一栋大楼的背脊,遮住了所有的阳光。房间阴暗狭小,可以听见远处汽车喇叭声,警笛声,邻居的麻将声,喧闹的广东大戏声,电视节目、吵架骂人的声音,乱哄哄地搅在一锅里。而张爱玲在这样的境地里却可以对瑞荷问这样写意的问题:“看来你这个新年过得不错!你穿什么颜色的灯心绒衬衫呀?”洒脱之后仍然是现实的问题,张爱玲一向擅长让这两者互不干扰:“你切记,要找一个小一点,便宜一点的房子,可以没有家具,但不要爬太多楼,厨房可以分出去,最好有一个像样的厨房工作台。”这时,旁边大楼有人从上层砸了东西下来,下面的人叫骂,上面的人也回骂。张爱玲只抬了一下眼,不感兴趣,她小小的英文字,像串珠子一路往下滚:“总之,我相信我们的好运气会在六三年的下半年开始,但我现在每天还在为该怎么度过六二年而失眠!我恐怕要从纽约转机回华盛顿,我甚至在想该不该去一趟彼得堡,把那口箱子搬到华盛顿。那儿还有些东西可以变卖,但我一想到花的旅费恐怕还要超过能卖的价钱,又打消了念头!你当初如果按照我说的把东西都编号,现在要托人替我们运来,也还有可能!我期待着三月就能回去和你团聚,如果我能订到二月三十号的机票。”瑞荷看到这里微微蹙眉,他笑着摇头,知道张爱玲犯了糊涂,她怎么可能二月三十号这天回来?”张爱玲在信里继续说:“为了我们俩,随后的六个星期尽量过得高兴点。如果你还在担忧自己的病,就会毁掉所有的好心情。吻你的耳朵,它们还在你吃饭的时候扇动吗?这些天你吃什么?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Eileen”瑞荷把信折叠成小方块,握在手心里。他想念她,忍受着等待的煎熬。窗外的冬雪,使他想起五年前的三月,一样的雪季,他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认识爱玲的情景:他拿苹果引鹿,张爱玲踽踽从树林间走来时,她的惊奇和欢喜……他和张爱玲在树林漫步,高谈阔论,他把张爱玲的手放进自己衣袋里……张爱玲在滑雪板上迎风,开怀地笑……张爱玲在火车站送他,戚戚的眼泪……他真的爱这个女人,却无力保护她,必须让她孤身在外,为他们的生计奔波。张爱玲撑着伞站在香港天星码头渡轮上,隔水遥望对岸。她重返亚洲,为了筹措旅费返美,滞留在香港。此时距离她离开中国,整整十年。她望着身旁,仿佛可以看见三十岁的她正与自己比肩而立。那是一九五二年她刚刚离开中国时,同样的渡轮上,她望着海水,彼岸在苍茫的云雾中,仅有一线微微起伏的轮廓。然而她的未来是连轮廓也没有,她甚至不知道她会去到美国,会在那里认识一个男人,并且与他结婚。她走到甲板上坐下,掏出笔来写下她此刻的心情,写在一张没用的楼房招租广告纸上,她节俭的天性在异国,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下愈加鲜明。她听见有人吹萨克斯管,那是一个正在旅行的美国男孩,那海水的咸味,萨克斯管的声音,把她带进了第一次搭天星码头渡轮的记忆。那年她才刚过二十岁,和炎樱一起搭渡轮。湿热的夏风,青春的生命,她有更多更多的未知,却也有更远大的希望,海水对她来说是无穷尽的明天。她刚从窒闷的家庭里挣脱飞出来,松开胸膛,终于吸到一口青春甘甜的空气。炎樱在她身边只是随着音乐扭臀歌唱,那身影张爱玲也还记得。如今她站在这里。二十年,她仿佛是一口气就来到了这儿,时间之于她始终是一种无名的忧患,二十年这样匆匆。她仿佛曾经实践了一小部分的希望,但大多数的时间她都在营谋生活,忧虑未来。直到此刻她三度重返香港,这忧虑仍然没有摆脱,甚至更深重。因为此刻不光是她自己一个人,她心头还必须记挂她贫弱的丈夫瑞荷。瑞荷在图书馆一角读她的信,脸上有些不以为然,有些惟命谨遵,仿佛妻子在面前絮絮叨叨地跟他讨论家务事:“瑞荷亲爱的,收到你的信和房子的蓝图让我很开心,那就是我心里想要的房子。昨天我已经写完《红楼梦》剧本的第二部,我的眼睛因为太长时间的工作又开始流血!宋淇说他对《红楼梦》太了解,所以他不能决定我的剧本,必须交给他们那位没读过《红楼梦》的老板来做决定!为了我们下半年的生活,我决定等到三月十六号,但是到那时候情况也许和现在一样,我不可能在剧本一通过就马上拿到钱,去付我的飞机票。亲爱的,一想到还要继续下去整个月的沉闷和孤独,我就垂头丧气,那使我可怕地变老了。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知道我们的家在等着我。不过别为房子添置任何东西。你知道多置一样东西都会打乱我的预算——也许除了一只二手的玻璃水果榨汁机。我急需的有,一套外出服,另外一套夏天的外出服,一件家居长袍,以及一副眼镜——不超过七十块钱,可是要等两个星期,这意味着我得预付费用。我提过把母亲的箱子从彼得堡运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感情,而是想在华盛顿变卖里面的东西,好补助我们的生活。不过这还能等。高兴点,可爱的家伙。吃些好东西滋养自己。你的热情让我很快乐,我似乎还能看见你像只大玩具熊一样坐在地板上,在乔的电炉前。给你我所有的爱。Eileen”瑞荷后来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好极了,她喜欢我描述的公寓!只是她被那部香港电影缠住了,不得不等着拿到钱。她已经很累了!又孤单又疲倦,想回家,最迟三月中。这信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无论是收到爱玲的信还是寄信给她,都是一种快乐。”瑞荷蹒跚的步伐因为有张爱玲的来信而显得有活力,他在等他心爱的妻子回来。可是瑞荷一时的心血来潮几乎让张爱玲招架不住,她匆匆忙忙地写回信,打消他不切实际的想法:“你千万不要来纽约接我,我说过我没有兴趣到纽约玩,我只想住在那里!特别是现在的情况,我一听到你要陪我在那里过几天好日子,我就快要心脏病发作,当然我想到的是钱!我的脚和小腿因为挤在飞机狭窄的座位里肿胀,到现在还没有退,我需要一双大一点的鞋子,但我想等到农历年打折的时候再去买!我和宋淇借了点钱,这真是难受的事,我不愿意这样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纽约的事,就别提了!我现在只狂想着六三年好运是和我明年春天完成《少帅》这部小说的计划有关!事情往往不是现在便是永远都不可能。我觉得我现在充满写作的情绪!无论如何,请相信我的直觉,我们会有美好的前景!”张爱玲计划中的美好前景始终没有到来,老朋友宋淇的态度使她显得困惑而苦恼:“瑞荷亲爱的,宋淇今天找我,带着怒气,态度冷峻,他们认为我为了赶时间,交出来的剧本太草率,好像我欺骗了他们!宋说在我走之前他们会付给我新写的那一个剧本的钱,言下之意是我为《红楼梦》写的上下两个剧本的钱,他们不会给我!我说我愿意在回美国之后重新修改,他也没有表示意见。他们担心邵氏公司会抢先拍摄《红楼梦》,似乎有意要放弃这个案子,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都被笼罩在这不确定的痛苦中——这是我付出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和为下半年生活的奋斗!我还欠他们几百块,是我在这里看病的花费,我原本想用《红楼梦》的钱来还!”张爱玲的痛苦只能在信中,在万里之外向丈夫倾诉,她的身边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能安慰,连自己的身体也背叛了她:“我失眠!我的眼睛又开始流血!元宵节前一晚,我独自爬到屋顶阳台,望着夜空那一轮又红又大的月亮,在这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了!幸好船公司的退票钱有着落,我可以付清我的回程机票钱。亲爱的!当我在失眠的夜晚,一个人独自站在屋顶上,想到这整个世界竟没有人能让我倾诉,不知道你是否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孤立无援的心情!我爱你,爱玲!”霏丝陪瑞荷到机场,接铩羽而归的张爱玲。瑞荷痴痴地望着出关口,手里还拿着花,霏丝则是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终于张爱玲出来,瑞荷上前拥抱她,两人停在那儿许久,仿佛世界停转,只剩下他们两个。半晌瑞荷才想到女儿,为她们做介绍。张爱玲客气地感谢霏丝帮忙照顾瑞荷,霏丝的语气却显得僵硬:“他是我父亲!”张爱玲下面的话似乎被噎了一下,从见面起她们之间说话就总有些不顺畅的地方,只能靠瑞荷打圆场。瑞荷带张爱玲回他们的新公寓,张爱玲扫视着房间时,瑞荷就看她脸上的表情,毕竟多了些新家具。他有点心虚地说:“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只有一张床,我们需要一张床!霏丝说这是一张好床!柜子是我父亲的!我还给你买了一张松木的书桌!后来又看到这个松木的书架,都不贵,而且很耐用!你可以在这里完成你的《少帅》!”瑞荷尽心的布置,费力的解释,让张爱玲感动,最后她看了他一眼,笑着点头说:“我喜欢!如果你看见我在香港住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儿是天堂!”瑞荷禁不住要再一次拥抱他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笑着说:“不!在你没回来之前不是!你在这里,才是天堂!”这仿佛是张爱玲在她孤独的道路上惟一能得到的温暖拥抱,不再想香港老板的轻蔑,继女霏丝的冷眼。经过香港这一段煎熬,张爱玲对瑞荷的爱感受更深,她愿以全身心的奉献作为回报。回家的生活安稳又甜蜜。去图书馆成为两个人每天生活的重心,他们一人一张桌子,各自埋首写作。工作结束后,买简单的食物,抱着书一起回家。偶尔会碰到有人在自家庭院前出售旧物,瑞荷总喜欢在摊前驻足。他喜欢买东西,通常不考虑是不是用得到,这时候张爱玲就要使劲把他拖走,他们的生活不允许有额外的浪费,但这样的拉锯也是生活中的趣味。但往往走到半路,张爱玲会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表示她的思想正在剧烈斗争,而后她会让瑞荷回头去买那件小东西,她对她所爱的人从来没有吝惜。瑞荷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每天数次地更换床单,跪在浴缸边用手逐件清洗。半夜在书桌前打字,她也会忽然停下来,屏住息,直到听见瑞荷沉沉的鼾声,这才放心继续打字。她为这一趟亚洲之行写了篇旅行报告,杂志寄来三百块美金的稿费,是她几个月辛劳的总值。瑞荷努力不要成为她生活中的负担,他拖着脚在厨房里煎香肠,打蛋的时候手抖个不停,却俨然一派厨师的架式。一九六四年冬,一个下雪的晚上,瑞荷买了东西,蹒跚地走回家,他在路上被雪滑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张爱玲睡在卧室床边的一张行军床上照顾他。她听见瑞荷在暗夜里哭泣,喃喃咒骂,她只能抱着他的头,轻声地安慰。瑞荷的眼泪流个不停地问:“我们的好运在哪里?”张爱玲没有回答,她心里也在问。两年前在香港期待的未来,始终没有来。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两年,张爱玲终于得着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她向霏丝求助时,她木着一张脸,不肯在她暂离时替她照顾瑞荷,霏丝有些生气地说:“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我有舞蹈课要教,我还有两个孩子!况且,他需要你!”张爱玲急切地解释说:“我们需要钱!我们现在搬的公寓连暖气都没有,有我也付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冬天要怎么度过!我现在申请到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可以去赚点钱!”霏丝明白继母说的有道理,但潜意识里认为张爱玲是为了要摆脱责任,所以也不肯轻易松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只能做到这样!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但他比我预期的要坏得更快!”张爱玲知道霏丝始终怀疑她嫁给瑞荷的动机只是为了居留的身分,这让她气愤又难过,霏丝也仿佛在暗示张爱玲不会照顾瑞荷,太过纵容他导致他的健康越来越坏。张爱玲没有再说一句话,她不再向任何人求援,她用顽强倔强来承担她所选择的一切。这一年她四十六岁。等到霏丝再来公寓时,张爱玲已经带着瑞荷搬走了。公寓里只剩下几个纸箱,还有张爱玲留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霏丝很难过她这样把父亲带走,但也无能为力。她蹲下来翻翻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心疼地抱怨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她把箱子拿起来,保存了很多年,包括记载着张爱玲的部分。一九六七年秋天,瑞荷最终撒手人寰,他被盖上白单子,由医院的护理人员推走。一位护士过来同情地拍拍张爱玲的肩问:“瑞荷太太,你还好吧?”张爱玲相当冷静,她的眼是干涩的,摇头说:“我没事!”直到她坐在医院门口等计程车,才恍然有了点感觉。她身旁放了一个纸箱,是医院里搬出来的东西。她手里挽着一件瑞荷常穿的灯心绒衬衫,那领口已经磨破,上面沾满他的烟味。张爱玲深深地嗅那气味,,这气味触到她心的最深处,瑞荷走了!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她虽然卸下这不胜负荷的重担,但当下她在这世界便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或倾诉的亲人了。偌大的世界,绝对的孤独,尽管她早已经预备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同样的,她一生中无论多早为生命的残破忧患预做准备,当那一刻来临,她还是要痛哭一场。在这种心情下,她完成了小说《半生缘》。她用清醒的眼睛看自己:一个走完了大半生,孤单地流落异乡的女人。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曼桢那句痛彻心肺的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仿佛也正是张爱玲凝视自己命运时心中的喟叹。张爱玲独个儿住在加州的Kingsley公寓,几乎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交往。她的老朋友庄,拜托住在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式同照拂她。林式同第一次去见她时刚刚下班,只拿着一张地址,还有一牛皮纸袋的资料文件。他找到张爱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以免她独居不敢随意开门:“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林式同听见屋里有的动静,又过了半天,听见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他当下有些纳闷,也只能应一声好,便把东西放在门口,自己往电梯走。他听到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这给林式同留下极其神秘难解的印象。门里的张爱玲正忙着拿杀虫剂喷洒房间每一个死角,也不放过门边的鞋子,想了一会儿,她把用完的杀虫剂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丢了。垃圾袋子里已经有用完的两瓶杀虫剂。厨房冰箱敞着,里面亮着灯,架上的食物已经被清空了。张爱玲打开凌乱的衣柜,先把衣服都从衣架上拿下来,要彻底清洁衣柜,但是又疑心,可能连衣服里都藏有跳蚤,于是把衣服丢进浴缸,打开热水转到最烫,企图杀死跳蚤。随即她想到有些质料不能遇热水,赶紧伸手去捞,但水太烫,最后这些衣服如同刚才鞋子的命运一样,湿漉漉地被丢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十分懊恼。她穿着浴袍待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可能藏跳蚤的头发拉起来,忍着痛,一缕一缕地剪掉。然而这也不能完全驱散她的疑心,索性离开了似乎处处潜伏着危机的公寓,在好莱坞街道上重新寻觅安身之所……她的邮箱地址未变,但因为离得远了,只能一两个月才去拿一次信。狭小的邮箱里塞满了书报杂志文件,卡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小邮局老板相当不满意,看着张爱玲怎么都抽不出来信,也只袖手旁观,还要抱怨:“我们不可能老是这样为你个别服务!你该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张爱玲的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写信通知别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这样无休无止的琐事填充,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好莱坞金色的太阳,黄秃的山脉,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每一样东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发。张爱玲干瘦的身躯却充沛着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纸袋,在汽车旅馆柜台前驻步,要了一个房间。她的眼睛迅速打量着这旅馆的办公室,广告上说是新开的,但是看起来很陈旧。经理解释说是刚买下的旅馆,不过房间都重新整修过。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在门口送他,风吹着她的衣角飘飘然,那浅灰色加上头巾让她看起来像一个修道的人,瘦长的身影,出尘的遗世独立。他看见她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浴室里用的毛巾拖鞋。张爱玲后来住进洛杉矶Lake公寓,房号是322。她在一九八八年写给老友夏志清的信上诉说自己的近况:“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这以来,总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了午夜,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到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也许你想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倘使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上,我是enslavedbymyvarious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废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到现在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和时间紧迫的业务信。以至你的信和久未通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她的右肩膀裹着绷带纱布,还要弄微波餐,又只能用单手,相当狼狈。她对跳蚤仍有挥之不去的阴云,为这个,一九九一年七月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林式同家附近的Rochester公寓206房。厨房抽屉里都是塑料餐具,身外之物可以说到了最简的程度。她有时抱怨自己的皮肤毛病和牙齿,林式同安慰她:“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张爱玲微怔着,若有所思地说:“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这一年张爱玲七十岁了,用的假发也从全黑转为黑灰白相间更符合年龄的颜色。闲暇时伫立在邻近商店橱窗前看刚换季的新装,就像当年和表姐站在霞飞路前挽着手看橱窗一样,她的神情还是充满欣赏和向往的乐趣。这个世界对她还是充满了滋味,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享用一客胡桃冰淇淋!她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又常常忘记带钥匙,要请伊朗女经理为她开门,顺便喃喃地发几句牢骚:“门实在太容易关上,太难打开,还有浴室设备也不好。”惹得女经理很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房子你是来看过的!”张爱玲坚持她的道理,辩白说:“有些问题是使用才会发生的!看是看不出来的!”女经理要进去帮她察看一下,她又一口回绝说:“不用了!我还可以将就!”她也许是怕被人见到屋里的凌乱,对有洁癖的张爱玲来说,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一回家她就摘掉假发,换上裹头的头巾保暖。衣柜里还有三四顶造型接近的假发,有的是架在玻璃瓶插的旧报纸卷上,这是她的创意。假发下她自己的头发很短,一看即知是自己剪的,因为不会让别人看见,所以也不管美观的问题。她喜欢把常用的东西摆在眼睛看得见不用废力气去找的地方。所以厨房很杂乱,台子上摆了很多东西,包括新出的保养皮肤的雅顿时空胶囊,她仍然有许多衣服和化妆品。屋子里电视始终开着,即使她出门也不关,一回来就有人的声音迎接她,但真实的电话铃响却会吓她一跳。电话是林式同打来的,他要到上海出差,问张爱玲有没有事要托他办。张爱玲在电话这头怔了很久。上海——恍如隔世,是她前生的记忆,那里的人和事在看她,也许像看一个幽灵一样。她挂了电话,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她的房间,房里东西稀少简陋到仿佛刚搬完家还没有打扫。电视里新闻播报员连珠炮的英文越来越远,张爱玲坐在她那张贴墙放的行军床上,仿佛是坐在姑姑公寓的床上,也是夕阳金光灿烂地照进来,她的耳朵里几乎已经听见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声,市场里热闹的上海话。按着记忆,她正去买菜。幽幽长长走不完的弄堂,临街窗口飘出来的绍兴戏,这些片段在她脑海里淡入又淡出,直到夕阳的光影从脸上渐渐移去,她感到黑夜的寒冷。她在灯下,从凌乱的纸箱里翻找,把一个防水的牛皮纸袋打开,里面放着她的相簿。翻开相簿,第一张就是她三岁时肥嘟嘟的脸。再来是弟弟,祖母,母亲,她和姑姑……她和炎樱的青春岁月……都像昨天,甚至比她自己真实的昨天做了些什么还要记忆清晰。她知道已逝去的,也知道即将来的,她只是站在中间张望着,挣扎着。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照片按照时间次序排在地上。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她去好莱坞的照相馆。戴着假发,嘴唇涂上淡银色的唇膏,一张“主席金日成猝逝”的报纸卷成一卷贴在脸颊边。她是拍照老手,从年轻时就知道如何在相机前表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也还是有当年玩弄镜头的幽默。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她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现时待张爱玲还好——当然也可以随时撕票。张爱玲又病了,有气无力地躺在行军床上。超市送货员提着三袋东西上楼,按地址找到206房敲门:“我是VonsPavillions的送货员!”他又敲了一次门,听见里面有动静,很缓慢。门开了一条缝,张爱玲一只手把钱递出来,另一只手拿东西,她没有露面,门自动又重重地关上。她缓慢地移动到厨房放东西。想对账单却没有眼镜,还得到浴室拿,镜子里映出形容憔悴的自己,她不忍卒睹,只快速地瞥了一眼就走开。她做这一点事就已经很累了,躺回行军床上,外面太阳很好,但是她不能走出去。她随便选了个电视频道,弃置在那里当做背景声音。她累了,要睡着了。天光在她脸上移动。她看见七岁的自己站在父亲面前大声地背诵《陋室铭》……天色暗一点的时候,她似乎又睁开眼来一次,仿佛瑞荷在旁边喊她起床:“Eileen!”翻动身体,她又要睡去。姑姑公寓的电梯咕咚一响,她骤然惊醒,睁着眼,谁来了?她没换好衣服,要躲起来。她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躲进母亲那一口大箱子,藏在里面。一声温柔的呼唤飘来,是母亲的声音:“小瑛!”那是世界对她最后的一声呼唤。恍惚中她又像在船上,正飘洋过海来美国的途中,海水的光荡漾在她身上,远洋轮船的汽笛声从遥远处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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